气候问题为什么又被称为气候政治

气候问题为什么又被称为气候政治

世界气候峰会刚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结束。地球变暖的代价，雪灾、台风、暴雨、干旱……各种各样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究竟该怎样由地球上的60亿人分担？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新书《气候变化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旨在从政治的角度，试图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

吉登斯无疑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主张的“第三条道路”影响尤其深远，被誉为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气候变化的政治》这本书，主要阐述社会、经济、文化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内容涉及气候变化、风险与危机，绿色运动及其未来，国际谈判、欧盟与碳市场，气候变化的地缘政治学等。书中指出，气候变化会对每个国家各个方面都产生巨大的影响，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人的利益都与气候密切相关，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和义务去遏止这种气候变化的趋势。

全书一开篇，吉登斯便以一种灰暗的笔调，表明当前气候变化问题的严重性：“这是一本有关梦魇、灾难和梦想的著作……”这些灾难和梦魇表现在全球气候变暖所造成的结果上。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由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可见、不直接，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计划中，很少被纳入短期考虑的范围。问题是，一旦当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严重、可见和具体，我们就不再有行动的余地了，一切都太晚了。这种现象在书中被称为“吉登斯悖论”，悲哀的是，我们就被这种悖论包围着。

但吉登斯认为，问题并不主要存在每个个人身上。恰恰相反，政府和政治家应该对这种现状负主要责任。他认为，我们现在缺乏一种关于气候变化的有效的政治，不仅缺乏成熟的政治理论，也缺乏成功的政治实践。本书正是试图在现有的各种制度的框架内，提供一套新的政治思维，以帮助政府应对和处理气候变化。所以，这是一本关于气候变化的政治，而非气候变化本身的书。

吉登斯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建议。首先，要将气候变化纳入日常生活；其次，要避免政治上的两极化，即支持与反对的严重对立；再次，要给企业、消费者和政治领导人以激励，并做出行动导向和创新性方面的努力；最后，要将气候变化纳入地缘政治格局。建议虽好，但怎样实施，却是摆在世人面前最棘手的问题。

对于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国，当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吉登斯认为，是高度工业化国家首先向大气层注入了大部分排放物，导致了全球性危机。所以，工业大国必须承担起控制排放物的第一位责任。它们必须带头降低排放，走向一种低碳经济并实施一系列足以把这些变化整合进去的社会改革。

在探讨气候变化的同时，吉登斯还充分肯定发展权。“大国需要减排，发展中国家可以放缓，因为首先要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第一要务，只有发展才能解决气候问题。当然，吉登斯特别提到了中国，中国治理气候变化的决策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中央政府的“政治整合”和“经济整合”在上令下达的过程中，往往经过层层官僚制的过滤，再次被简化为GDP崇拜。这种现象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哥本哈根：气候政治的新起点

2009年12月7日，哥本哈根寒气袭人。举世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第15次缔约方大会，拉开序幕。会场内，人头涌涌，气氛沸腾。会场外，一群身穿醒目红装、朝气蓬勃的青年人，竖立起两米高的绿色CHINA（中国）充气英文字体。他们是来自中国各地环保组织的青年代表。初生之犊，自信的眼神盖不住腼腆的心情，他们要向世界展示CHINA新的含义： C 为气候/碳，H为人类未来，I为国际社会，N为各国各民族， A为行动。哥本哈根，会否开启绿色中国的新时代？

此活动为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等中国民间环保NGO策划。适逢大会开幕式结束，各国与会代表纷纷驻足观看，各地媒体蜂拥而至，捕捉这个意外亮点。

拯救人类的最后一次机会

一刻钟前，在大会开幕式上，笔者（王之佳）拜访了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感叹艰苦复杂的气候谈判白了他的头。一般情况下，部长级官员只会出席会议后期的高级别谈判，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7日就到会，可见中国政府对此之重视。

与此同时，联合国副秘书长施泰纳在媒体答问大会上，为谈判定调，语气坚定地说：“哥本哈根大会是拯救人类于气候灾难的最后一次机会。”事实上， 过去一年，以美国为首的伞型集团、欧盟、以及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等南北阵营、三股力量，合纵连横，施尽浑身解数，在2050年的长远减排目标、发达国家2020年的中期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如何符合MRV(可测量、可报告、可核查)的准则，以及发达国家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援助资金和技术转移等问题上，争持较劲。有媒体形容，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是二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国际谈判。

会前，中国政府亦一改过去在气候问题上被动挨打的局面，不单积极主动地开展与欧盟、美国等关键力量的双边气候外交，并且主动出击，尝试引导国际舆论，例如于2009年11月公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09年度报告》，重申中国的减排政策。于大会开幕前10天，中央更高调地宣布了新的减排目标，提出在2020年将单位GDP碳强度比2005年基准减少40%~45%的目标。中国政府的减排立场，可说是鹤立于发展中国家，其实质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也不亚于欧盟与美国，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赢得不少国际掌声。

美国怪罪中国

中国代表团在会议初期，破天荒地每天举行媒体见面会，主动解答媒体疑问，宣传中国立场，底气十足，从容应战。但美国显然也是处心积累，有备而来。美国气候特使斯特恩于9日抵达会场，一改之前访华的温和态度，马上拉开战幔，措词强硬，炮口对准中国，表示“美国的经已放缓，排放真正急剧增长的国家反倒是中国”，因此“真正的问题是中国”。而对于美国的挑衅，气候大使于庆泰回击说，美国需要三省吾身，重新检视其谈判立场。双方往来叫阵，国际媒体则高调报道，中方越反击越陷足于美国精心设计的泥潭，会前极力营造的积极负责的形象，瞬间被转化为阻挠谈判的气候罪人，形势急转直下。

其后，国务卿希拉里抛出资金牌，大放烟幕，提出富国于2020年为穷国应对气候变化提供1000亿美元援助，但条件是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积极减排，并向国际社会保证其执行之透明度。美国其实只是开出空头支票，千亿美元如何筹集等细节完全欠奉，根本没有承诺会出资多少，分明是个圈套，目的是转移视线，将矛头直刺中国最致命的弱点：透明度。中方理应早有预料，可惜官方的套路回应，抱守主权论述，表示方案不可接受，在国际社会前显得苍白无力，自说自话。美方偷袭得手，再下一城，中方被动牵制，阵脚终被打乱，谈判也胶着不前。

其实美国亦是内外交困，基于国内保守力量反对，气候政策寸步难行，连温和的能源法案在国会也再三折腾，赴哥本哈根之前，只能虚张声势，承诺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17%，实质只是相当于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4%左右，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至少减排40%的目标，差之千里。华府深知在哥本哈根难有作为，只望继续以“怪罪中国”的策略，混淆视听，推卸责任。事实上，美国超低的减排目标，欠缺诚意的谈判态度，对多边国际协商规则的藐视，才是哥本哈根谈判的根本障碍。中国本来准备充足，以为万事俱备，但毕竟并非如西方政客般老谋深算，整日与媒体周旋，将民意把玩得炉火纯青，在美式政治权谋和媒体伎俩下，高下立见，尽吃眼前亏。

12月18日，各国首脑在会上分别发言，据当时在场的环保NGO绿色和平谈判代表李雁描述，温总理的措词出乎意料地强硬，说不管这次会议是否成功，中国自己定下的目标一定会实现，并不以任何其他国家的意志为转移。据称后来外交部散发的正式讲稿上，并没有这句话，显然，中国被惹怒了。李雁观察到，温总理在讲话时语带愤慨，而其后奥巴马的发言，与讲稿也有出入，火药味更浓，直接把某些国家的资料透明度与世界减排目标和气候资金并列来谈，暗示中国不接受信息公开是谈判裹足不前的主要障碍。

对于中美剑拔弩张的公开对峙，李雁等NGO观察者心知不妙。据说，当日下午，当中国、印度、巴西和南非基础四国首长在密会商谈时，奥巴马不请自来，并径自坐下，跟4位新兴经济国家的领导人直接斡旋。几个小时后，奥巴马乘坐空军一号飞回白宫，上机前，他“巧合”地赶上CNN的直播，宣布他与主要发展中国家达成了共识。众多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看到电视直播，才惊讶原来会议经已“达成共识”。

没有参与磋商的国家，对于五国在最后一刻抛出协议草案，当然觉得不是味儿。这份五国草案，相较早前由28国拟定的版本更空洞软弱，不单没有发达国家的整体减排数字，欠缺具体的应对资金和技术转移安排，连2050年长期减排目标也取消了，甚至于2011年底达成具约束力协议的文字也删去了。至此，哥本哈根败局已定，全面的气候协议终成泡影。

连夜开会后，代表发展中国家的77国集团主席、苏丹代表于深宵召见记者，宣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会接受这份强加的协议，直指这是“史上最糟”的气候协议，是迫使非洲国家走向末路的“死亡条约”。备受气候变化威胁的穷国，更是声泪俱下，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将受全球海平面上升而面临亡国，其谈判代表指：“主席先生，我们的未来，并不待价而沽。很抱歉告诉你，我们无法接受这项协议。”换来全场掌声雷动。欧盟也宣布维持减排两成之目标，部分国家推动减排三成之努力告吹。大会最后只是礼貌地表示“知悉”该协议，并没有提交正式表决。哥本哈根世纪会议最终在错愕、沮丧、愤怒和茫然的情绪中，仓皇谢幕。

中国在会前一直希望扮演积极的角色，可是在会议期间面临空前压力，且战且退，最终被迫入穷巷，腹背受敌，一方面被部分发展中国家批评；那边厢，美国的蓄意挑拨，尤其是临阵抛出中国必须增加透明度，以换取援助穷国的戏法，充分利用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隙缝，分化而治之。至此，美国成功将中国推在镁光灯下，成为哥本哈根败局的替罪羊。12月20日，英国气候变化大臣米利班德在《卫报》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劫持”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谈判进程，外交部也只能以官话回复记者提问，乏力反击。对中国而言，哥本哈根可算是一次意料之外的外交滑铁卢。

哥本哈根启示

哥本哈根虽然溃败，但气候变化的威胁，并未因此而消散。讽刺的是，奥马巴飞抵华府，马上遇到大风雪，欧洲各国，亦受暴风雪吹袭，造成至少80人死亡。气候似乎也在报复控诉。在后哥本哈根的时代，全球联手应对气候危机，更显迫切。中国必须认真总结哥本哈根经验，检讨不足，以准备来年的气候谈判，尤其是一年后于墨西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第16次缔约方大会。

无论如何，对中国而言，哥本哈根都是气候政治的新起点。首先，中国一直坚守的发展中国家立场，日后会面对更大的内外压力。中国的经济成就，尤其是经历2009年金融海啸的大浪淘沙后，一跃成为美国最大债主，其反弹之强劲，傲视全球。中国虽然一直拒绝掉入美国的G2双雄论述，强调多极合作，互惠共赢，但中国的经济实力，与欧美强国逐渐拉近，却是不争事实。欧美民众，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所折射而认识的中国，科技先进，建筑超前，更是与贫穷落后的刻板印象相悖。美国政客，正是抓住了这种群众心理，加以渲染。

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中国亦是高处不胜寒。这次会议上，77国集团的分裂公开化，源于发展中国家这顶帽子，经已掩盖不住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而且，气候变化对各国的威胁程度不一，首当其冲面临亡国的岛国如图瓦卢和马尔代夫，当然是热窝上的蚂蚁，深受冰川融化威胁的高山国家，如拉美的玻利维亚，则对排放大国日益怨愤。

去年2月份在联合国全球环境部长会议上，尼泊尔的环境部长就曾亲口跟笔者说，他对中美之间的气候外交深感不安，担心中国不会坚守穷国小国的利益。在未来的气候谈判中，中国需要重新审视一贯的发展中国家立场，开创更切合实际的谈判基点，否则一身两头，内外交困，两边失义。

其次，中国根据《联合国应对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坚持发达国家由于历史责任，应带头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在哥本哈根，这项原则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公然漠视，提出不分南北的单轨制减排，迫使中国高调捍卫责任有所区别的双轨制。哥本哈根要讨论的，只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即2020年前的减排目标和行动，其实大家心里有数，将来关于第三承诺期、即2020年后的减排协定时，中国也难以再以发展中国家自居，继续不用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绝对量化减排。中国充其量是以时间换空间，早晚需要修改立场。

这次哥本哈根大会，各地媒体全程追踪报道，中国媒体亦不遑多让，引起社会的热切关注。全球化时代的电子媒体，无远弗届，美国气候特使先声夺人，就是利用媒体打口水战，引君入瓮，将中国锁在被动的回应澄清上，使中方只能否认，不能正名。奥巴马通过CNN宣布与中国等达成共识，抢占诠释权，在民众面前邀功。美国在舆论上逃之夭夭，实是媒体策略运用成功所至。反观中方，虽然在媒体沟通上有所突破，每天主动召开记者答问会，但积习难洗，整体策略仍然因循呆板，遇到逆境时只会重复官腔。更主动、更透明的信息公开，更灵活的新闻发布，似乎是必走之路。

中国NGO和青年志愿者首次集体亮相国际气候大会，象征了气候变化这个议题在中国的社会化。中国政府过去基本上包揽了气候政治，今后应该更为开放，更积极地鼓励国内的民间力量关注气候变化，并支持他们作出切实行动应对，推动低碳生活。中国代表团亦应考虑与国际环保组织更紧密合作，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协同推动全球的减排协议。

最后，中国的新兴企业家群体，在哥本哈根亦是初登气候舞台，学习其他国家的参与经验。好利来的罗红、万科的王石、万通的冯仑，都被联合国环境署邀请乘坐气候列车到哥本哈根，同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理事的十多名企业家，参加了“中国商界气候变化国际论坛”，并发表宣言，展示中国企业家承担气候责任的意志。如何借助民间力量，与商界联手，亦是哥本哈根之后，中国政府急须考虑的新课题。

在通往哥本哈根之路上，中国政府显然明白到，积极减排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利多于弊，不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必然。自“十一五”规划，政府就将单位GDP能耗减少20%设定成地方一把手政绩考核之一，全力推动节能减排。2020年碳强度削减四成以上的目标，如无意外，亦会按比例列入“十二五”规划中。随着国内新能源的飞速发展，老旧产能的淘汰，中国有能力在2040 年甚至2030年让碳排封顶。温总理月前提出的新一轮刺激经济方案，点出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就包括新能源、节能环保和电动汽车三项低碳产业。

种种迹象，表明政府明确意识到减排这个方向是不可逆转的，国家的任务是引导市场尽快地适应这个潮流，在政策上面配套，使企业能够尽快地占有先机，带领我国的绿色发展，并且走在国际前沿。这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个保障。事实上，一些前瞻远见的中国企业，已经不动声息走在低碳革命的前沿。上海正在兴建发展中国家中的第一个海上风电场，而美国第二大风电场使用的设备，亦是中国制造的。

面对30年来放任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恶化，为了保持中国企业的环球竞争力，基于人类的共同利益，无论哥本哈根成败得失，中国都必须努力减排，走上绿色发展之路，这是毫无悬念的。哥本哈根没有完成任务，达成全面的国际协议，但也算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分水岭，从这个新起点，政府、企业、民间社会必须肩负责任，同舟共济，积极面对，加快走向绿色的、低碳的未来。

（卢思骋,资深环保人士。王之佳,原任国家环保总局国际合作司司长,现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司级协调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