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正在变成什么？还能回到此前状态吗？疫情中的人文思考

人类正在变成什么？还能回到此前状态吗？疫情中的人文思考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展示出人类面临着共同的命运，冲击着已有的全球化观念，迫使人们对人类的未来深入思考。

4月7日，上海部分人文学科工作者围绕“全球疫情中（后）人类的境况”这一主题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进行了座谈交流。

以下为与会者部分发言实录。

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对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疫情，不同学科的学者有不同理解；作为人文学者，我们或许可以把它当做思考时代和世界的一个特别机会。

1957年，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触发了汉娜·阿伦特写《人的境况》一书。当前的疫情也可以说是一次重新思考人类境况的机会。当代世界的两个密切相关的特征，空间上的全球化，时间上的加速度，这几个月在全球范围内突然按下暂停键。尽管这件事完全违背我们的愿望，但既然来了，我们在以紧急措施拯救生命和捍卫生命的同时，也应该用好这个机会来思考什么样式的人类生命，才是有意义的，才是可持续的。这几天许多人都在问，我们是否还能回到疫情之前的状况。

我觉得有三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疫情造成的状况是可逆的，我们抗击疫情是为了走出不正常状态，回到正常状态去。一种可能是疫情造成的状况是不可逆的，我们最多只能从极端的不正常状态，走到逐渐被接受为正常的不正常状态。除了这两种可能以外，我觉得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疫情造成的状况部分是可逆的，部分是不可逆的，但

即使对可逆的那部分，我们也可以对是否要回去做出选择——按照我们在抗击新冠疫情期间所得到的一些认识和灵感，对我们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做出主动的选择。

我们之所以要思考“全球疫情下（后）的人类境况”，就是为了探寻疫情之后做出主动选择的内涵和空间。

孙向晨（复旦大学教授）

新冠疫情一方面对生活按下了暂停键，另一方面又将人们的生活与意识“极致化”。

就像加缪所说，疫情就是一场生活。但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社会的各层面压缩在狭窄的时空中，让生命中一切弱点都暴露出来，涉及医学的、伦理的、社会的、社交的、个人的等等方面。这同样是审视自身生活的重要时刻，有弱点，有教训，有经验，也有欣慰，值得进行深入的反思，这是各自不可替代的宝贵财富。

在这个纷乱的“极致化”时刻，应该守住实事求是的底线，保持住人类生活的常识、良知与理性，坚守中道的力量，承担起对于人类的道义责任，守护好现代文明社会的支柱，这才是恢复健康社会的长久之计。疫情终将过去，只有努力做好自己，才能真正面对后疫情时代。

孙周兴（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新冠疫情不可能终止全球化。

从瘟疫或流行病史上看，20世纪之前的黑死病和梅毒的死亡人数是上亿级别的，20世纪的两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和艾滋病的死亡人类则在千万级别，21世纪前面几次流行病如“非典”（SARS）、猪流感、埃博拉等，死亡人数都未超过2万人。这次新冠疫情还在蔓延中，到昨天全球死亡人数已接近8万人，会扩大到什么程度还难说。

最近大家都特别担心印度和非洲国家的疫情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次新冠疫情将深刻改变全球格局和人类生活。新冠疫情已经让人们认识到了技术时代人类普遍交往带来的普遍风险，于是各种逆全球化的声音在世界各地响起，有人声称这次新冠疫情是经济全球化的终点，有人说这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将彻底改变全球工业的生产方式和供应链，等等。

这次疫情会进一步加强近年来反全球化的保守主义和地方主义思潮。在疫情之中和后疫情时代，人类不得不面临一种加剧的地方孤立隔离倾向与全球团结协作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全球化是可逆转的吗？自欧洲殖民时代开始的全球化进程将因为这次新冠疫情终结吗？

我们必须看到，全球化以及人类普遍交往是技术工业的后果。

我们在今天普遍隔离的状态中还能听到各种反全球化的声音，这本身就已经表明：我们依然在全球一体化的体系之中，我们依然摆脱不了全球“技术统治”机制。疫情虽然导致各国各族物理上的隔离，国际人际交往的萎缩，但另一方面，信息全球化却得到了加强。

通过疫情，虽然各种政治嘴炮不断，各种猜疑、埋怨和指责不断，但人们也终于认识到，各国各族如今都已经不可能独善其身，谁也离不开谁了。再有，已经有相关研究表明，新冠病毒会攻击男性生精细胞，从而抑制男性生殖功能。由于环境污染的影响，人类自然生殖能力本来已经大幅度下降了。如果这次新冠病毒进一步大规模扩散，无疑将对自然人类造成致命的打击。这就会刺激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技术的发展。因此我认为，

这次疫情可能推动两大新技术，即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发展。

如果说技术工业是全球化的本质，那么我们不得不认为，新冠病毒不可能终止全球化，因为疫情并没有改变全球化的基本逻辑。只不过，在后疫情时代，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全球化阶段。那时候，恐怕还有更大的技术风险等着人类。

胡晓明（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有人说这次新冠病大流行将带来人类历史的革命性改变。但我认为言之过早。按照雅克·巴尔赞的说法，西方其实到了20世纪，已经是一个分裂化的世界。

21世纪，整个世界走向全球化，是由分而合，然而这个“合”，只不过是一种黑格尔所说的没有实质内容的空洞形式的“合”，人类文明的精神没有真正找到安顿它的家，世界依然“无家可归”。

新冠大流行的到来，我们看各国的自保，病毒穿越国境线的肆虐，民主国家救助的无力，各种阴谋论，将这种“无家可归”的状况，充分暴露出来了。

现在是人类文化重建“天命”的时代，“天命”就是再也不能没心没肝地全球化了，而应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新冠病毒时，守护人道、人心、人性、理性、个人尊严等共同的价值。昨天看到令人鼓舞的消息：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向好苗头；马云和蔡崇信捐赠美国的一千台呼吸机和数百万个口罩，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已经运达美国最需要的地方——疫情最急的纽约州。分久必合，这是一个可以重新寄予希望的时刻。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后的新冠疫情，将会终结什么呢？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化，在特朗普上台以后，开始摇摇欲坠，经历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到这次全球大疫情，一个大概率的结果是，将会为这一轮全球化划上句号。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各国都完全是关门主义或贸易壁垒，而很有可能进入一个“后全球化时代”。

全球产业分工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完全按照最大经济效益原则，对于各国来说，意识形态、国家安全和民族主义将会是比经济效益更高阶的考量。

不要期待疫情结束之后，还会回到原初，即使全球化还在延续，也将是一个全新的2.0版，即“后全球化时代”。这一新时代的来临，已经是不可逆转之趋势，其具体形态、交往方式和网络结构如何，将有待于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国际关系专家们来提前预判。

预判能力越强，中国越会处于主动，不犯方向性的大错误。而坚持改革开放，争取尽可能多的国际盟友，低调务实，谦虚谨慎，以专业主义的方式做好各项专业的事，是中国在“后全球化时代”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

胡范铸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新冠疫情发展到现在，给人类提出了深刻的挑战。有人认为，全球化将戛然而止，对此，我并不太认同。我认为

疫情的发生，尽管在经济行为等方面会出现某些变化，但在根本上极大地激活了人类是一个共同体的意识，在这一意义上，全球化不会停止，反而会加速。

只是，这一加速对于我国的价值到底如何，需要具体分析。国外有人希望造就一个“去中国化”的“全球化”，我们对此需要加以警惕。

为此，我们必须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对世界各国抗疫的同理心，鼓励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世界各国的抗疫，比如公众向国外相关机构积极捐助抗疫物资，艺术工作者积极创作歌曲支持全球抗疫，努力理解世界，也让世界理解中国，理解中国人民，构建面对病毒的全球命运共同体，实现新的全球化。

王多（上观新闻栏目主编/高级记者）

这次疫情，深刻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人道和治理危机，这也是不少欧美思想家的看法。一些国家的群体免疫策略，是对人的基本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

中国文化讲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个有良心的社会应该照顾到社会所有人群，而群体免疫策略，即便披上所谓“科学”的外衣，就结果而言，是老人、移民中的难民、流浪汉等成为新冠的直接受害者，他们的死亡率较高。这使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呈现非常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与长期以来标榜的“人道”价值观形成鲜明反差。在全球抗疫的当下，我们需要追问西方定义的人道主义为什么会面临危机，全球化的时代真正的人道主义应该是什么？

吴冠军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这次新冠疫情至今，许多当代思想家都纷纷发声，提出各自的诊断，然而却被认为是哲学的“至暗时刻”，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尤其受到围攻。其实在我看来，

之所以会这样，这就涉及到大流行病（pandemic）的一个独特性——它把人们直接拉到一个平面上，在这上面漂浮的，就只有最简单的对死亡的生物性恐惧。学术性的分析、哲学家的术语，在这个平面就会遭到很多反弹。

存活（survival），变成这个平面上唯一的逻辑。哪怕你说恐惧本身是最可怕的，这种声音在这个平面上都过于精英化，没人会听。被普遍拉到这个平面后，我们已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直接地看到并承受了经济的冲击。但更深层的冲击，我认为发生在政治的层面上。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其实这句话的意思也是人是城市的动物。人的普遍隔离，直接瓦解了政治这个维度。在今天，为了存活意义上的“life”（生命），人愿意放弃共同体意义上的“life”（生活）。对死亡的生物性恐惧，正在使得人不再是“政治的动物”。那问题是，我们还是什么？

当为了生物性存活放弃政治性生活时，不用经验性地验证就可以推想而知：仇恨言论（hate speech）会比病毒更快地播散。

新冠病毒的致命性现在经验数据越来越详实，然而我们却对政治联结的瓦解的致命性，视而不见。当新冠疫情正在从例外状态变成准常态时，我们必须要追问一句：我们正在变成什么？

王有勇（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全球疫情对人类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历程构成了严峻挑战，迫使我们对此进行深层思考。世界各国对抗击疫情所采取的不同方式、所反映的文化心态及其对华所持有的不同观点，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类实现未来的可持续发展，要充分借鉴不同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优秀成果，遵循“生命共同体”理念，统筹公共卫生与生态治理关系，合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要不断加强世界各民族之间在古今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形成坚实的思想文化互信，为构建思想文化认同奠定基础；要继续推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努力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

王献华（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为了取得抗疫的最终胜利，也为了对疫情引发的变化有一个清晰的预期，我们需要有效的方法论来理性地分析现在和未来的世界。借用我们称之为“共域史学”的方法我们有理由认为，尽管疫情会造成全球化具体方式的变化，全球化的趋势却会延续甚至以新的方式加速，让世界更进一步成为人类共同的家园。根据“共域史学”的理解，

真正的全球化就是我们所说的“全球共域”，意味着在物资、人员和文化价值等不同层面上同时达到全球范围内的一致性或者有机一体性。

但目前的全球化并不是这样，反而在物资、人员流动和文化价值的构建方面都存在结构性的内在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社团机制对民族国家的绑架，事实上已经让目前的全球化趋势难以为继。

全球疫情的发展虽然让整个世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客观上在短时间内集中暴露了当前全球化存在的问题，以极为迫切的方式对更为健康、平衡和可持续的全球化提出了要求。相信在疫情之后，世界人民会痛定思痛，总结经验教训并逐步通过全球协商形成新的全球化格局，

一种可能的方式是区域整合或区域性“共域”的加速成型。

对我国来说，这可能意味着我国和东亚、东南亚等西太平洋地区国家和地区合作的深化。

姜锋（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

总起来看，全球性是人类现代社会存在的状态，当前的疫情不会终止全球化进程，但可能改变全球化的结构和面貌，特别是

警示人们，全球化如果仅仅是物质的、经济的和技术的，它会十分脆弱。

全球疫情危机实际上引发出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信任危机，人类可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从物质上战胜疫情，但克服由此引发的信任危机将持久而艰难，

“人类”不再不言而喻地和“社会”构成关联词，“人类社会”或“世界社会”的观念将再次被民族国家的原则所替代，世界可能重新回到19世纪欧洲推崇的与对抗和战争密不可分的“外交平衡”，甚至会倒退得更远，进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

疫情危难时刻，一些物质上发达的国家相互之间拦截生命攸关的防疫医疗物资，买断和独占救命的疫苗研发等举动就是这一法则活生生的演示。生死关口把防疫技术作为霸权的工具滥用，无疑是把人类带入道德和道义的低谷。这也表明，仅仅物资的全球化是难经风雨的，甚至是不道德的。人类有着共同的命运，全球化应该有人文的支撑，应该有共同的人性关怀，对此加以思考和表达，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思想对话，是人文学科工作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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