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父亲》：那时不读书 现在也发了(2)

纪录片《父亲》：那时不读书 现在也发了(2)

打从2002年开始，陕西农民韩培印的人生都汇聚在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上。“我花不了多少钱，一天四五块，一个月最多150……”韩培印说，“你在学校别吃得太差，当然，也别吃得太好了。

读书改变了什么

打从2002年开始，陕西农民韩培印的人生都汇聚在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上。他在上面写下颜色不一、密密麻麻的字：有时候回忆自己的父亲，“为了我们六七个儿女费尽千辛万苦”；有时候又文绉绉地给自己租住的小屋编一幅对联，“智慧能开多彩花，劳动能结幸福果”。

更多的时候，他的文字是写给自己的儿子韩胜利的。9年前，当胜利考上西安的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的时候，这个瘦弱、文静的儿子，简直成了他最大的骄傲。

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因此，为了帮儿子凑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和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在49岁那年，变成了一名农民工。

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李军虎遇到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父亲”，并把他的故事拍成了一部时长47分钟的纪录片。有人评价说，这部名叫《父亲》的纪录片“像片中所拍的韩培印一样朴实、诚恳”。在2009年的第二届香港华语纪录片节上，它还获得了最佳短片大奖。

可现实里的父亲却没有同样的好运。当儿子大学毕业，作为父亲似乎终于可以停止奋斗坐下享受的时候，他却吃惊地发现，大学毕业的儿子每月工资根本没办法还掉之前欠下的债——儿子的收入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老韩自己。

“我现在觉得上大学也没什么用，是不是？”韩培印说。曾经笼罩在他面颊上那种骄傲的神色不见了，这位58岁的农民盯着屋顶的墙角，皱着眉头，很久没说一句话。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

“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

小小的本子已经泛黄了，黑色的封皮也卷了起来。刚到西安的时候，韩培印就买了这个本子。他在上面记录电话号码、记录借钱还钱的账目，也会写下一些准备跟儿子“谈谈人生”的内容。

那些内容大多与梦想有关。当他知道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而且选择了“热门”的通信工程专业时，梦想就伴随着骄傲一起降临到这个陕西农村的家庭里。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老韩说。

他并不知道，2002这一年，全国高校展开了第四次大规模扩招，共有320万名考生进入大学——这一数字几乎是1998年扩招前的三倍。他只是为自己的儿子自豪，毕竟，这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娃。

即使那些几乎不可逾越的困难也无法磨灭他的骄傲。当时，韩家四口人住在山坡上的一座土房子里，四亩地能种出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却长不出大学通知书上要求的六七千元学费。

这让刚刚考上大学的韩胜利觉得“心里矛盾极了”。几年以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家里卖掉了所有的粮食，甚至连牛都卖掉了，却仅仅凑出了3000元。

“要不然还是出去打工算了。”他说。但韩培印拦住了他。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钱凑够的。”这位父亲说。

没过多久，他跟所有可能的亲戚朋友借钱，凑出了儿子的学费。当把儿子送进大学之后，他也在这座繁华的省会城市里留下来，当起了农民工。

农民韩培印的生活就这样转了个弯。每天，他不再下地劳动，而是和其他工友一起，坐在马路牙子上，举着“找工作”的纸牌，等着有需要的人找到自己。他的工作也每天不同，有时候是帮建筑工地运沙土，有时候是在居民楼里帮人铺地板。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会整天整天地等着，却没有人找到自己。

即使在城里过得艰辛，骄傲依旧显而易见地贯穿着韩培印的生活。2005年年初，当李军虎来到韩培印等活儿的地方时，他发现，其他工人都低着头躲避摄像机，韩培印却笑呵呵的，没有一点不光彩的感觉。

“我打工主要是为了供儿子上大学。”韩培印大着嗓门说，他穿着军大衣，脸在冬天的寒风里被冻得发红，“我儿子在石油学院上学，学的是通信专业。”

这位父亲理直气壮的口吻让好几个路过的人都围了过来。在他身旁，一位扛着锄头等活儿干的工友甚至听得“眼睛都直了”。

“我当时只了解到了一个信息，就是他很自豪。”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这位西安电视台的编导正准备拍一系列关于农民工子女生存的纪录片。他找了很多例子，但有的太过极端，有的又流于平淡。直到找到韩培印，他才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好故事。

这对来自农村的父子在繁华的城市里相依为命。很多时候，儿子会推着自行车，和父亲一起走在城中村简陋的街道上，父亲絮絮地嘱咐儿子，“学习资料太贵了，别买太多”。对于韩培印而言，两元钱的公交车都显得有些奢侈，所以他不常去学校看儿子，而宁可在路边的“话吧”里花几毛钱打个电话，和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儿子说上几句。

另一些时候，这个有文化、爱写字的中年人喜欢坐在饭馆里，喝着人家的免费茶水看电视，或者从路边捡些别人丢掉的报纸，了解一下“国家大事”。

“他用最低成本维持生活，却依旧骄傲、乐观。”李军虎说，“因为儿子成就了他的尊严。”

在山区老家的村里，韩培印不是村干部，却毫无疑问是个有地位的“能人”。他上过初中，是全村唯一一个会写春联的人，甚至两家吵了架，他也会出面帮忙劝和。而现在，他又把儿子培养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这一切都带给了他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他会把这些自豪写在那个小小的笔记本上。2003年2月，在韩胜利进入大学半年后，他写道：“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那个大学也不是什么好的大学，可你考上了，有些孩子他想考也没有考上。”

“学校不在好坏，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他在最后写道。

要学出一个有知识的样子，不能再回去种地，也不能像我一样打工吃苦

“今天的付出是为了明天的回报，如果不是为了明天的回报，也不可能有今天的付出，这是一个道理。”

在光明的前途到来之前，韩培印能够忍受很多事情。

他的工作都是纯粹的体力活。有时，他需要甩开膀子，用铁锨一下下地把沙土铲到几乎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卡车拖斗里；有时，他需要站在拆迁的废墟上，一榔头一榔头地把一间房屋慢慢砸成瓦砾。而这些让他腰酸背痛的活计，能给他带来每天50元的收入。这就是儿子胜利学费、生活费的来源。

到了晚上，他又要和其他9名工友合住在城中村的一间房子里，外墙裸露着红色的砖块，屋里则是一张几乎和地板同样大小的大通铺。10个人就这样并排躺在上面，枕着砖头，盖着五颜六色却同样灰扑扑的被子，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这房子省钱，一个月大家摊下来才二三十块钱。”韩培印说。

省下来的钱，他都留给了儿子。可即使这样也不够，他常常需要借钱。在儿子上学的4年里，亲戚、朋友、老乡，他几乎把每个可能的人都问遍了。

李军虎在纪录片里拍摄了一次借钱的过程。韩培印走进一间同乡工友的宿舍房，几个人正挤在大通铺上准备睡觉，老韩笑呵呵地凑了上去：“我娃要交学费呢，我没挣到钱，看你能不能借给我30块钱？”

一个还没来得及躺下的年轻人挠了挠头，说：“我也没钱，昨天干活没给钱。”

“那你看看还有谁有钱吗？多少都可以。”韩培印絮絮地说着，“关键是娃来了，没办法。”

他没有等到回答，那个年轻人已经迅速地钻到被窝里了。大通铺上的同乡们每个人都用被子蒙着脑袋，再也不看他一眼，也没有跟他说一句话。

“太尴尬了。”李军虎事后回忆说。

可韩培印继续站在那里，脸上带着不知所措的讪讪的干笑。

那天晚上，磨了几个人之后，他最终跟一位老乡借到了10元钱。老韩接过那张皱巴巴的钞票，马上掏出自己那个黑色的小本子，在空白处把账目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