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专业课新闻史老师讲的无聊怎么办，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

新闻学专业课新闻史老师讲的无聊怎么办，有什么好的学习方法？

一

首先那应该从课程本身实际出发，不要求全责备。

在很多情况下，在很多高校里边，新闻史确实是一门不被重视的学科。课程的内容很多，而课时又很少。即使老师不停的讲，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传播内容给讲完。所以不能够对这门课有很特别特别过高的要求，不要像听故事一样来听这门课！

二

其次，要提靠自己的学习能力。

三

要改变学习方法。能够有兴趣的学；能够全局地学院，也能够局部的学。要能够对比的学。

在学习中找到自己的乐趣，你的学习就不无聊了。

新闻史课照说是容易讲生动的。

新闻史上的理论如果讲得很抽象，喋喋不休罗列理论表述，那样当然让学生提不起兴趣。

但是，在新闻史上有那么多的具体事例，那么多的著名新闻人士，其中很多人和事件本身就有生动曲折的故事，例如，王芸生与大公报的一路风风雨雨（坚守传媒人的独立与良知），斯诺的一次划时代的采访——赴中国苏区采访，美国媒体揭露尼克松水门丑闻、最终导致尼克松下台，诸如此类。

把新闻史里的这些人物、事件、故事充分吃透，恰如其分地放到教学里去，生动地讲出来，并且与理论叙述相辅相成，那样的话，教学想不生动也难。

话说回来，毕竟有的老师因口才、教学水平等原因，教学生动性欠佳。这时，学生自己要做学习的主人，不应该因为教师教学乏味就放弃学习。大学的学习毕竟主要是靠自己主动，而不依赖于老师。

学生完全可以主动在自己的新闻史学习中增加生动趣味的内容。我前面所说的那些事例只是沧海一粟，同学们细心阅读新闻史，一定可以读到更多的生动例子，可以充分吸收，运用到学习中去。

1927年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进入到系统研究阶段。时至今日，新闻史研究一直是新闻研究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新闻史研究迎来了又一个学术开放争鸣时期，学界开始注重对以往新闻史研究方法的反思，对新闻史研究面临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富有建树的新思路、新方法。

本文拟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研究方法、新闻史研究的瓶颈以及新闻史研究方法的创新点三个方面简要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主要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新闻史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创新提出一些看法和思路。

一、新闻史研究方法概说

（一）纵向研究：编年史研究方法

目前众多的新闻史研究成果中，采取传统编年史研究方法进行新闻史编排的占了很大比例。

编年史着重梳理历史脉络，以时间为经，以重大事件为纬对历史事件进行记录。即某年某月某人创办某报纸，提出了办报主张，然后结合时代形势归纳办报特色和报道形式,最后指出办报的影响和该报的意义。 这种研究方法有利于读者按照事件发展的先后顺序纵向了解历史事件的发展和事件间的互相联系。例如,《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992年人大出版社）、《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中国新闻事业史》（丁淦林主编）……这些著作均采用编年史的纵向研究方式，有利于我们全面了解新闻发展历程，整理归纳其发展脉络。

但是由于受到编年史方法体例所限，采用编年史的研究方法很难做到全面深入。大量的新闻史料都被去粗取精，只保留重大历史事件的主干，对历史事件的描述基本采取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结果、意义的叙述方法。这种方法不便于集中描写人物、事件，造成一个人物、事件分散在不同的年代，很多历史事件难以全面细致的呈现出来，新闻史研究容易陷入史料堆砌罗列的境地，读者很难了解其全貌。例如，几乎所有新闻史著作都对梁启超在《万国公报》《新民丛报》的办报活动进行了详细的记述，但对于其在《庸言》等知名度较小的其他报刊的办报活动则很少甚至从不提及。

另外，在纵向研究领域我们应当注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以当时的角度立场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分析整理。来研究中国历史和用其他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不同之点，就是它的目的不仅是说明历史，而且是改变历史。它不把历史的研究停止在史料的搜集分类与排比，而是要分析史料，从史料的分析中总结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把历史发展的规律再投入现实的历史研究中。

新闻史研究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要将新闻史研究中的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放在当时的大环境中去考察分析，尽可能的搜集史料、分析史料，得出新闻史发展规律，通过研究新闻史规律更好的为新闻史研究服务。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研究新闻史切忌用当今的视角倒推历史、评价历史，避免以今情测古意。 也要尽可能避免打历史探照灯，这样得出的历史结论是片面的主观的，造成新闻史研究“灯下黑”的局面，对新闻史研究百害而无一利。

（二）横向研究的方法

纵向研究新闻史可以梳理新闻史发展脉络，历来是史学界探究的重点。但是仅以此作为新闻史的研究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在纵向研究新闻史的同时，也应当注意新闻史的横向研究。

历史的纵向发展是绝对的，但是这种纵向发展总是有内涵的发展，每一个时期的社会生活总有它的横截面。 横向研究，就是探寻每一个纵向历史剖面中所体现出的分散发展的各个方面，例如政治、经济、文化等。横向发展是历史进化的大趋势，联系和互动则是其基本的内容。 因此，横向研究新闻史可以帮助研究者确立立体完整的新闻史观，有利于揭示世界新闻历史形成、发展的过程；还有利于确立国家、民族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坐标。 把孤立的新闻事件和史实联系起来，深化研究内容，形成一幅系统深入的新闻史画卷。横向研究新闻史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物史、地方史、民族史研究

新闻界对于新闻人物的研究历来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受到很大的重视。关于著名新闻人物的专著和合集也层出不穷。有王植伦的《林白水》，胡兴寿的《身世飘零雨打萍——名记者邵飘萍》，张海林的《王韬评传》，萨云的《萨空了》，姜纬堂等主编的《爱国报人维新志士彭翼仲》，华德韩的《邵飘萍传》，周雨的《王芸生》等。 新闻人物史的研究，一方面丰富了新闻史料，充实和弥补了纵向研究对关键人物、事件叙述简单化、模块化的缺陷；但是另一方面，研究对象单一化，阶级色彩严重，已经成为人物史研究的一大症结——大量学者将研究对象集中在诸如王韬、梁启超、邵飘萍、黄远生等少数几个著名的新闻人物身上，忽视对陈布雷、陈果夫、戴季陶等对新闻事业做出过一定贡献但带有阶级政治色彩的历史人物的客观研究和资料挖掘。

地方新闻史志的编写在我国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最近十几年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湖南、山东、上海、四川、天津等地相继推出了本省的新闻史志，丰富了地方新闻史的挖掘整理，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白润生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是目前最具权威的少数民族新闻史著作。它全景式地记录了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报刊、广播、电视、网络、新闻教育与研究、队伍建设）的兴起、发展和繁荣，全面系统地挖掘和阐发了其中所蕴含的新闻传播规律。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兴起于20世纪初叶。进入90年代后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空前繁荣，形成较为系统的新闻传播体系，成为我国新闻传播事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跨学科研究

新闻系统与社会系统特别是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的互动关系,也是新闻历史横向发展的重要内容。

新闻史的研究是存在于史学研究框架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因此新闻史研究受到了史学研究很大影响，“中国新闻史无论在史观、整体思路、历史分期、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依葫芦画瓢的状况。” 形成了与政治经济文化密不可分的新闻史学研究思路，即“革命史范式”。很多时候，新闻媒体是政治的宣传工具，监督政府官员，起到上通下达的作用。但同时新闻媒体也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在某种意义上媒介系统是从属于政治系统的。因此新闻史研究同政治、经济等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要研究新闻史，必须要看到同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方面的状况。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我们还原新闻史实，了解到真正的新闻史原貌。

中国新闻史研究还尝试借鉴外国新闻史的研究方法。例如陈昌凤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第二版，2009年)、吴廷俊的《中国新闻史新修》(2008年)便是这方面的代表。陈昌凤分析了美国新闻史的研究历程，认为其走过了一个从描述历史、解释历史，到今天运用社会学视角来书写新闻史的过程。吴廷俊力图突破“中体西用”的模式，找出一套符合中国新闻史情的研究路子，借用“媒介生态”理论来解读中国新闻史。作为有益的尝试,用国外的一些治史理论和方法、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来研究中国的新闻史,有利于扩宽研究者的认识视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发展。

3、三维新闻史研究

张昆2007年在《新闻大学》上发表《新闻传播史体系的三维空间》一文,为新闻史的横向研究提出了新的方法。

张昆认为新闻传播史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即将新闻传播史分解为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新闻传播观念三个层次（子系统或组成部分），他们彼此依赖，相辅相成。

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和新闻传播观念三者有机组合起来，构建一个包含事业、制度、意识的新闻空间，变以往的单维新闻史为多维的新闻史，变平面的新闻史为立体的新闻史。新闻传播事业是新闻史研究者最基本的研究领域，是获得大料史料的来源。但是只有史料是难以构成完整连贯的新闻史研究体系的。新闻传播制度使新闻史研究从表象深入到实质，决定了新闻史研究的高度、广度及内涵，没有制度的保障，新闻传播事业就失去了立身之基。而新闻传播观念则是一定历史时期新闻传播实践的产物，是新闻工作者及其相关者对新闻活动能动的反映。因此，完全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应该透过新闻传播的表象，穿越新闻传播事业、新闻传播制度的屏障，潜入到水线下冰山的更深层的观念部分，这样才能科学地解读、全面地展现新闻传播发展、进化的完整脉络。

综上所述，中国新闻史研究应将新闻史的纵向研究方法与横向研究方法相统一，一纵一横，为新闻史的研究织就一张巨大的网，最大限度的扩展新闻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构建起一个立体的、完整的、全面的新闻史研究体系。

（三）“新新闻史”研究方法

清华大学李彬教授认为，当前的新闻史研究过分重视传统的实证主义史观，过于强调实证、考据、数据、材料等僵死名物，忽略了历史与史学的本质和要义。因此，李彬比照当代“新史学”更注重“当代性”“思想性”“叙事性”的研究方法，主张新闻史研究应当借鉴“新史学”的观点，提出了“新新闻史”的研究方法。

所谓“新新闻史”就是立足当下，面向历史，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关联。

社会史的范式，就是将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更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 新闻史研究采用社会史的范式既有利于摆脱研究思路单一化，又可以改善考据式研究带来的史料堆砌、枯燥乏味的弊端，并且可以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三个融合：新闻与社会的融合；理论与历史的融合；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叙事学方法就是新闻史研究应当摆脱流水账式枯燥乏味的铺陈，采用生动形象的叙事手法，以优美的文笔，生动的故事和出色的叙事 ，使新闻史变得鲜活，新闻史研究呈现一派生机盎然。缺乏叙事，少情寡趣是新闻史研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直接导致新闻史给人留下了模式化的刻板印象：一部新闻史，差不多等于一份报刊出版流水账，里面难以见到鲜活的人物、鲜活的故事、鲜活的作品，满目多是枯涩的、干巴巴的、死气沉沉的“货物清单”。 历史是鲜活的，社会的鲜活的，新闻时更应该是鲜活的。因此，新闻史应当改进写作手法，将灰色的理论研究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新新闻史”研究方法有利于激活新闻史的生命力，提高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可读性，让新闻史从象牙塔中解放出来，散发思想与文化魅力。但是，新闻史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完全按照“新史学”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文学史”的研究立足点研究新闻史，新闻史研究方法容易陷入生搬硬套、操作僵硬的限制和束缚中，客观上不利于新闻史研究的发展和创新。

二、新闻史研究瓶颈

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中存在的误区与瓶颈，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新闻史研究思想和意识的误区与思维定式。新闻史研究方法论的发展与创新，必须要突破新闻史的研究思想和意识上的瓶颈。

（一）新闻史研究本体意识的缺失

新闻本体意识的缺位是新闻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瓶颈。新闻本体意识不明，直接导致了新闻史研究依附于政治史、革命史，使得中国新闻史的编写很难从政治史、思想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宁树藩1997年提出“本体意识”至今，加强新闻本体意识的探讨始终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强调“本体意识”，就是要求我们以新闻事业本身的发展变化为主线来考察各种各样的新闻现象并揭示其内在规律。 但是，新闻事业的“本体”是很复杂的，长期以来新闻学者对于“本体”的认识，都是零星的，模糊的，没有从整体上去把握。

中国新闻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革命史、政治史、朝代史的烙印，戈公振先生的《中国报学史》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后，因照搬前苏联建设经验，中国新闻史研究也基本照搬了苏联新闻教学和研究的体例，沦为革命史和政治史的附庸。这一点仅从新闻史的分期问题上就可见一斑。 因此，在新闻史研究中，时常会因为本体意识不明而造成新闻史研究视野的局限，使新闻史研究变成了史料的汇总，成为了突出革命史、政治史的宣传工具。最终造成的结果是新闻史阐释往往脱离新闻事实、新闻自身而凭新闻之外的某规律来构建新闻史，新闻史研究便常常变成剥离术，新闻史只能成为新闻以外的东西的“载体”的历史，新闻自身的历史就被真正消解掉了。

（二）新闻史分期不明

新闻史历史分期的不明确，源于新闻史研究主体意识的缺失。新闻史研究以何种范式为蓝本的分歧，学界产生了不同的历史分期。

丁淦林通过分析总结1956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发的《马列学院新闻班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认为1912年至1949年的新闻史划分的六个时期 不符合新闻史本身发展特点和规律，提出了两个时期划分方法，即1912年至1927年为建立全国新闻制度的选择时期；1928年至1949年为两种新闻制度的形成与角逐时期，也可称为战争中新闻传播业的艰难发展与巨大变革时期。 丁淦林的历史分期虽然注意到了以新闻为主体，但是仍然难以摆脱以革命史为蓝本的窠臼。以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节点，新闻史特色没有很好地突出，还是以历史的角度对新闻史研究分期进行生硬的切割，对新闻史研究规律虽有所体现但仍然没有摆脱党史革命史的范畴，政治斗争的倾向性依旧存在。

黄瑚在《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事业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一文中按照新闻事业发展的自身规律和社会发展历史诉求相结合的原则，将新闻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近代报刊的诞生与初步发展阶段（1815年至1895年），第二阶段为一民办报刊为主体的民族报业的日趋兴旺与新闻事业的全面发展阶段（1895年至1927年），第三阶段为两极新闻事业的出现与发展阶段（1927年至1949年），第四阶段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建立与发展阶段（1949年至今）。 这种分期方法，体现出作者力求将新闻史研究从政治新闻学角度向新闻社会学角度转变。既体现了新闻的主体意识，又综合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力求做到“历史的报刊”，即以探究历史上的新闻事业为主体，这种分期方法值得学者研究和借鉴。

阳海洪在博士论文《探索中国新闻史研究新范式———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中，提出了将中国新闻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封建官报垄断的媒介生态时期（唐代—1815）、多元媒介并存的媒介生态时期（1815—1956）和党报一元化的媒介生态时期（1956 之后）。 该论文基于媒介生态视野的新范式对中国新闻史进行个案审视与整体观照，将传播学概念引入新闻史研究之中。具体分期打破了以重大历史节点划分的传统，有创新之处，但选取历史节点有待商榷。

（三）研究对象单一

研究对象的单一性、重复性，是新闻史研究的一大弊病。中国新闻史是一座“富矿”，可挖掘的东西有很多，但是目前很多学者选择新闻史研究对象时，往往青睐于新闻史上著名的报人和报纸，例如梁启超、邵飘萍、《申报》、《大公报》等，结果造成了个别人物和报纸被反复研究，论文、专著层出不穷，很难有更大的挖掘空间，导致研究的重复和雷同，产生众多的学术垃圾。

另一方面，被视为反动新闻媒体，如《扫荡报》 第三条路线的报人和报刊，如储安平和《观察》杂志、国民党报人，如陈布雷、戴季陶等，新闻管理人才，如成舍我、史量才等、少数民族新闻史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却尚处于探索挖掘阶段，很多内容都没有深入研究甚至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因此，这些研究方向尚有大量的史料可以挖掘整理，不断扩充新闻史的内容，使中国新闻史更加客观全面。

从历史分期的角度看，研究者更热衷于研究近代新闻史，近代新闻事业史研究成果丰硕，断代史、人物史等诸多方面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产生了诸如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卓南生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等优秀的专著。但是对于古代新闻史和当代新闻史的研究却不尽如人意，亟待丰富和充实。

另外，造成新闻史研究瓶颈的原因还有研究者的学术素养不高，理论的匮乏等原因，在这里不做赘述。

三、新闻史研究方法的创新点

（一）强化新闻本体意识

新闻史研究应当遵循新闻自身的发展规律，强化新闻本体意识。宁树藩指出，新闻史研究者应当在思想上树立三个观念：一要将中国新闻史研究及新闻史学科建设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来看待；而要充分认识到“本体意识”的重要性；三要树立从实践中体验的观念。

也就是说，新闻本体意识的强化，需要经过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树立新闻本体意识并最终贯彻到新闻史研究中的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的过程。把新闻活动看做一种社会现象，探究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及其与社会的关系。 要注意挖掘人物事件在历史中产生的影响，以人和事件为中心，突出新闻主体的存在感。因此，新闻史研究者们在进行研究时，要跳出政治思想、革命史范式、苏联无产阶级报刊思想等原有研究范式的束缚，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积极总结归纳符合新闻史研究自身规律的方法、范式，把握新闻史研究的特殊性，并以此为基础更好的用于新闻史研究。

（二）重视史料分析，注意查漏补缺

新闻史研究离不开史料的汇总和积累，史料积累是新闻史研究的基础，新闻史的研究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充分掌握一手资料，整理史料，深入分析的过程。但是以往的新闻史研究偏重史实介绍，一些成果成了“史料汇集”，这样产生的新闻史研究成果只能是零散的、片面的内容，通过史料新闻史内在联系以及与当时社会生活的联系进行分析，则可以将枯燥的史料变成充满生气的相互联系的新闻史，新闻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可以不断得到扩充。

在完善新闻史料的过程中，研究者们还要注意查漏补缺。一方面采用多种方法全面收集史料；注意口述史的整理和记录；注意抢救保护濒临湮灭的史料报刊；利用现代手段建立资料库、数据库等，不断丰富完善新闻史资料，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便捷快速的途径。另一方面是改变研究对象单一、重复研究的局面，加强新闻史研究领域空白点、薄弱点的研究考证和分析，让历史每一个横断面上的新闻史内容都能完整清晰的展现出来。

（三）提高研究者学术素养

一个优秀的新闻史研究者一方面应当具备较好的文学功底，涉猎广泛；有丰富的知识面，思想活跃；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及时关注与专业相关的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法。同时还要耐得住寂寞，有着对新闻史研究的热爱和执著。新闻院系应当注重培养新闻史研究方向的专业人才，摒弃当下浮躁的学术风气，回归史料，踏实研究，为新闻史研究做好人才储备。

敢于质疑，勇于纠错是研究者学术素养的一个重要体现。卓南生认为，任何历史的研究都要面对一个问题———怎样看清历史事件的本质，把握历史发展的主线。不能想当然，不能因个人主观意愿和看法而臆造，也不能牵强附会地随意得出结论。在未有充分的资料依据之前，我们不应该盲目地迷信“定论”。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当我们缺乏一手资料时，我们应该从同年代的中外报刊和相关资料中寻找答案。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是新闻史研究的第一部著作，是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但是地位的崇高不能掩盖研究内容的漏洞和错误，后来的学者发现并纠正了其中的上百处错误。这种勇于质疑的精神是值得每一个研究者学习的。北京大学学生廖基添发表的文章《邸报是古代报纸吗?——中国古代报纸发展线索再梳理》，质疑了新闻史学界默认的邸报是古代报纸的结论，论证了邸报不是古代报纸。从中可以看出，新一代青年研究者们对于新闻史研究的严谨和细心，以及用事实说话的态度，对于新闻史研究的发展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四）借鉴——转化——吸收模式的运用

新闻史研究单从自身找问题找出路是不够的，还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甚至是西方研究方法，对中国新闻史进行研究分析。例如，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方法考察新闻史，采用西方“新历史学”的观点研究新闻史。这些“舶来品”虽然丰富了新闻史的研究方法，但是由于新闻史研究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这些生搬硬套的研究方法存在着许多弊端，不利于新闻史研究的深入扩展。因此，新闻史研究在借鉴其他领域研究方法时时，研究者应当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留对新闻史研究有利的研究方法，转化不适应新闻史研究的方法，摒弃不利于新闻史研究的方法。最终目的是“为我所用”，探索适合新闻史研究的新方法。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新闻史研究方法虽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是仍然处于探索发展阶段。研究方法依旧没有跳出以政治史、革命史为蓝本的窠臼，新闻主体意识的不明确严重影响着新闻史研究者对于新闻史自身规律的探索以及对新闻史研究方法的发展创新。但是，欣喜的是目前新闻史学界正在积极的改变旧有思维惯性，努力创新新闻史研究方法，开辟新的研究路径。

我不了解新闻史学，但学习相通，找到合适自己的兴奋点切入，方能让自己喜欢上去再去专研，国内的教学相对僵化，大学生更应该学会自我学习，多看书。

现在小学生都提倡多阅读课外书，大学生就更应该了，与之相关的书籍都应该拓展阅读，既能增加见识，也能触类旁通。

建议将史上影响社会变化的新闻事件做个梳理。

以讲述事件（故事）为重点，给学生提供把握新闻史学观的学习方法

首先，你们的专业原本就是一个枯燥和无聊 的专业，如果你真的想学习想找到一个号的方法，那么你要做的就是把这种枯燥无聊给变成兴奋的事情，或者你也可以去旁听别的老师讲课的方法，大学又不是只能听自己 老师的科目。

新闻学课本身就是无聊的，老师可以试着改善教学方式，如果不能，那只能由学生自己适应了。

你觉得无聊，我倒是觉得这样严谨点好，毕竟是新闻。

等你从事新闻工作后，你会发觉更无聊的，当然，不止无聊。

记得说真话啊。

新闻是实践性的，没有专业知识可言。我们上大学那会，老师说，你们要多看政治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方面的书，全方位了解社会。

所以，你看，你自学什么新闻呢？学什么行业都能干新闻，真的。而且，可以干的很好。那些所谓的新闻技巧，技能，工作后你就都会了。（大学时，有关镜头，拍摄，视频剪辑的课程，我都翘了，结课作业是用的一个爱好拍摄短片的朋友给我的短片交的，还被老师发现了，给了个及格分，但是现在我在电视台工作，拍摄和剪辑占了我一半的工作量）

我觉的在新闻院的四年，给我最多的，是一种情怀。就是那种所谓的铁肩担道义妙笔主文章，无冕之王之类的。我觉的做这行最最需要的是，你熟悉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里的人。知道现象背后的问题所在，然后不停的发问。

哎，我觉得说这些都是虚的。

去媒体实习吧。最有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