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论书籍与阅读》:读书越多的人越愚蠢?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北魏道武帝拓跋珪问博士李先说:“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李先回答:“ 莫若书籍。 ”于是,拓跋珪下令郡县大索图书,全部送往首都平城,供其阅览;
《庄子·天道篇》说:齐桓公在堂上读书,工匠轮扁在堂下造木,轮扁讥笑桓公说:“ 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并且说,自己的造轮技术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头不可传授,这是因为有“数”在其中。同样,古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不可言传的,因此书籍不过是前人的糟粕罢了,没必要读。
朱熹曾说:“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颜元则反对道:“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
由此可知,读书有无用处的争论由来已久。我认为“作用”是相对于工具而言的, 如果读书是谋求名利的工具,那它确实作用不大;但是读书在根本上不是谋求名利的工具,而是深化思想、修持自我、益人心智、穷理尽性的方法,它是“体”而不是“用”。 因此问读书是否有用,这已经是把问题建立在“读书就是为了谋求名利”的价值判断之上,而读书是否就是为了谋求名利,这是一个需要先证明的问题,不能把需要证明的东西拿来当作判断的依据。
撇开谋求功名不谈,读书究竟有何意义呢?我们又应该怎么阅读呢?叔本华在《论书籍与阅读》中给出了中肯的回答。
智慧乃是人格之王,你在运气、容貌、气质或其他方面超过别人,大多数人都不会在意,但是 没有人愿意在见识上被碾压,尤其是那些位高权重者 。被说成无知,乃是一种极大的羞辱,对于豪门富贵更是如此。
无知对于穷人来说并无所谓,因为那是生活所迫的结果,人们往往也不会去苛责一个穷人放下谋生的工作而去读书。这说明,不管承认与否,在人们的内心之中,看似无用的读书,其实是在温饱满足以后,必不可少的需求。对于富人权贵而言,如果不读书,就会被鄙夷,被看做没有高尚的追求。
财大气粗却言语粗俗、声名显赫但粗鲁无礼的人,其形象犹如荒原上的野兽,虽然人们畏服于他们的权势,却打心底瞧不起其人格。因为,无知的暴发户仅仅是为了贪欲而活着,满嘴口误的权贵也只是沾了父辈的荣光而已。所以,孔子教导说要“ 富而好礼 。”
这或许也是许多人在积累到一定的财富之后,愿意暂离商场,遁入校园读书的原因吧。 如果说身价是富人最好的装饰品的话,那么补发的学历也是一块不可或缺的遮羞布 。读书,会让富人看上去更加完美。
杜林在抨击马克思时曾经用了“ 中国人式博学 ”这个名词,有时候我们也喜欢把那些阅书无数的书呆子戏称为“ 两脚书橱 ”。
在阅读领域,有些文人喜欢弄买自己的学识,例如在《管锥编》第一卷的《系辞(六)》里,钱钟书考证《易经》中的“天下同归殊涂,一致而百虑”的意思时,进行繁琐的引证——先是引《史记·自序》,意谓不谋而合;再引班固《幽通赋》“术同原而分流”;引陆九渊“同此心,同此理也”;引《乐纬稽耀嘉》所谓:“人虽生异世,其心意同如一也”;引《淮南子·修务训》“殊体而合于理,其所由异路而同归”;最后甚至引证到西洋人斯宾若莎的思想之伦次、系连与事物之伦次、系连相符上来。对于钱钟书而言,“殊途同归”这么浅显的意思都值得废如此多的笔墨来解释,是 求简而得繁 ,不明白“ 辞达而已 ”的精神,博学是博学,却显得空洞而无用。
叔本华说:“ 我们在阅读时,是别人在替我们思想,我们不过是在重复他人的思想过程而已。 ”读书有时候就像书法和绘画里的 临摹 一样,我们只是沿着前人的思路去探索问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阅读乃是在酒饱饭足后不费脑力的消遣手段,他们成天手不释卷,从书籍中主动接受作者的灌输,却从不会去进行思考。
书呆子们把许多相似的观点和概念记在脑子里,能够对书的内容倒背如流,甚至就连一个字都要反复校对数十遍,引用不下于十种的解释。这种功夫为两汉经学家和满清训诂家所擅长,但是有价值的思想却往往跟这些人无缘。他们就像擅长骑马的人一样,到最后连自己的双脚都不会用了。
因此,孔子告诫说:“ 学而不思则罔 。”
精神粮食跟真正的食物一样,能够被所消化的部分占比非常少,更多的知识还是被我们给遗忘了。因此,我们需要做的并不是暴饮暴食,而是挑选那些最有营养的书来阅读。
学究们并不懂这个道理,他们为了显摆旁征引博的能力,利用一切空闲的时间来读书而置其他一切于不顾。最后就像重复工作的印刷机一样,生产了一堆复制品,却没给自己留下一点真才实学的墨水。
我们应该读什么书好呢?叔本华提议说——千万不要读那些畅销书!因为,“ 为愚人写作的书总会有大量的读者。 ”这点根本就不需要过多的证明,读者的人数并非检验书本好坏的标准,唯有 时间 才是。有价值的书才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一代又一代的流传。许多畅销书却像过期的报刊一样,时间过得越久,越无人问津。我们现在的许多作者强调要追热点,这体现了他们的肤浅和短见。
其次,要阅读 具有启发性 的书籍,特别是那些看上去很难读懂的书。例如黑格尔的《逻辑学》,这是一本对任何读者都很不友好的书,许多人甚至连一页内容都看不懂。如果你自恃博学多才,平常喜欢对一切作品评头道足,那么不妨读读这本书,它会教你什么是谦虚。
清人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读史书的精神有两种:
一是驰骋议论,广发雄辩,臧否褒贬,以为能明法戒,申于后世;
二为穿凿典籍,考较句逗,改讳补脱去衍,不以意见依附其中,一切公诸后世。
前者为 史评议论 ,后者为 考辩训诂 。前者易而后者难,因为史评,乃一个人主观意见而已,人人都可以随意发表评论,不论肤浅与否。相比而言,考辩则是广采诸家以参校,博采众长的真学问。
发表主观意见,小孩子都可以做到,不足为奇,而且人们往往各不相下,最终流于无用的清谈和谩骂,大家收获的知识都很少。
而考辩功夫,对于胸无点墨、阅览不丰、意志不坚的人来说,实在是不能胜任的工作。只有内心宽和,能容纳众论,善于剖析辨别不同观点的人,才能够采纳众长以参阅,疏通而证明,学者自己的观点也在其中阐发,这才是实事求是之学。
能把这种读书方法用得最好的人是 顾炎武 ,在他的《日知录》中,通篇都是引述他人的观点,很少见到他自己的正面议论,他把这种读书和写书方法称为“ 采铜于山 ”。往山上增加一篑很容易,自立学说亦不难,但这不过是多添一框土而已,并不宝贵。难的是能在典籍浩海的前人著作中找到真知灼见,能从粪土堆积的山里冶炼出真铜来,此所谓“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
可惜,浅阅读风行,自从抄书法废后,能坚持“采铜于山”法的人已经不多了。